对话甘犁：当前要加大对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家庭支持和补贴

发布时间：2025-07-07 04:56:01 来源：各色人等网 作者：百科

保民生、对话当前对劳动年保就业的甘犁政策基调在2022年的疫情冲击下格外重要。6月27日，龄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民政部召开座谈会时说，人口“受疫情、庭支灾情等影响，持和现在困难群众增多，补贴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对话当前对劳动年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甘犁今年以来中国的龄段失业率有所攀升，城镇调查失业率自2月份以来，人口持续超过5.5%的庭支目标值，6月份16-24岁的持和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9.3%，创有历史数据以来的补贴最高。

就业是对话当前对劳动年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基础，事关收入和消费，还关乎社会公平与稳定。疫情暴发至今，已逾两年半，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半年纾困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又该如何精准发力，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能否改善？就上述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期专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

甘犁向澎湃新闻表示，失业率有时候会掩盖一些实际情况，比如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的人群。其次，当前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也没有统计在城镇调查失业率范围内。“我认为一个更好的指标是就业率，就业率可以反映出更为准确的就业情况，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就业市场变化情况。所以建议在公布失业率的同时也公布就业率。” 

他建议，当前对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发一轮现金补贴。“当前的政策是以基建发力为主，但是绝大多数感受不到这些政策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和帮助，通过发放现金补贴，可以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甘犁强调，要通过提振低收入阶层来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最重要、最应该做的是加大对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家庭支持和补贴，因为这些群体最需要、最愿意花钱，同时也是最缺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把重心从对退休人群的帮助和关注，逐渐地转向对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家庭帮助和支持。

就业率反映就业规模，有较好的可比性

澎湃新闻：二季度以来，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企，目前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或者说当前的失业率受短期影响因素更大？

甘犁：首先，失业率要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目前看起来不乐观。年轻人的失业率，在七八月份或者是暑假以后，还会有一轮上涨。尤其是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会继续上涨。

其次，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就业或者失业情况，目前这个阶段一个更好的指标是就业率。就业率反映的是就业规模，有较好的可比性。失业率有时候会掩盖一些实际的情况。失业率计算中不包括没有就业意愿的人。这部分人在疫情期间有可能变化较大，因此不同时段的失业率的可比性不如就业率。建议在公布失业率的同时也公布就业率。第三，看失业情况， 要分人群来看。对于低收入的人群，因为纾困政策目前对他们没有很好的补贴，他们必须得去工作。这批人的就业意愿很强，只要是经济有所恢复，就业情况肯定会提升，即使工资不是特别高，他们也会去工作。低收入人群的就业主要取决于雇佣方。这时，较高的失业率更多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次疫情冲击的时间比较长，也可能会出现有一些积累的人群，甚至包括家庭条件还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就业意愿受到了一些影响。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居家隔离一段时间以后，一部分人既减少了消费，又同时不去上班了，就业意愿躺平了。这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它会让我们进入一个不好的平衡，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较高的失业率就有可能是结构性的。公布更为详细的就业失业数据，会有助于学者把问题研究得更为清楚，及时推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澎湃新闻：目前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对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还有大量遗漏，因为他们失业后只能返乡，就不在调查范围内了。是否表明真实的就业情况更为严峻？

甘犁：我的理解，目前务农的没在统计范围内。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就业人员一定要居住在城镇地区，如果回到了农村，就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了。

所以我强调要用就业率，以所有工作年龄段人群为基础，分别给出务农和非农的就业比例，这样比较起来更科学，也不会出现遗漏返乡人群的情况。

回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周期性失业就是，如果进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经济开始恢复，包括疫情开始缓和，有一批失业人群必须工作，这批人的失业应该是周期性的。一旦有了就业，就有了需求，也就有了供给，经济会继续往前走。我们担心的是结构性的或者长期性的失业。疫情冲击以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进入低消费、低就业或者不愿意就业的状态。

澎湃新闻：分行业看，疫情以来，受外需推动，出口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也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但是今年受国内主要城市疫情影响，出口不及预期，这是否直接影响了目前的就业形势？

甘犁：中国的出口企业大概只有50万到60万家。出口能吸纳的就业可能在沿海地区，但量应该没那么大。真正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还是服务业，我们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经超过50%，因为它的人均产出低于第二产业，所以服务员的就业人口肯定超过50%。

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所以，一种担心是疫情以后居民消费意愿会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消费仍然复苏得非常缓慢。要有效地增加就业或者降低失业率，是需要消费的复苏和增长。消费的增长恰恰是中国经济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中国经济过去的模式是以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来拉动。这些行业虽然资金量很大，但是它吸纳就业的人数并不多，本质上这些行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 

澎湃新闻：吸纳就业以接触性服务业为主？

甘犁：疫情防控对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接触性服务业。非接触性服务业规模还很小。当然大学生团体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这个群体可能更多是在高端服务业，总体上以白领为主。

澎湃新闻：最近两年，输入性通胀压力给下游的中小企业带来相当的成本压力，处于疫情下，企业选择裁员也是一种降低成本的办法？

甘犁：企业肯定会有裁员。企业受到成本冲击，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减少成本支出，比如减少人力成本支出，这时企业可能会选择裁员，如果减少成本支出也不行，那企业可能就要关停了。 

纾困政策应针对劳动年龄段的人群

澎湃新闻：今年各级政府的减税降费力度较大，如何看待当前的纾困政策，下半年是否需要调整？

甘犁：我认为在当前要对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发一轮现金补贴。目前各界也都在呼吁。当前的政策是以基建发力为主，但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感受不到这些政策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和帮助，通过发放现金补贴，可以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如果没有这些立竿见影的举措，今后要恢复经济发展的信心，包括恢复消费的信心，会有困难。

具体方式上，我们可以利用国家税务总局的APP系统，对低收入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或者消费券。目前，个税APP只是针对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应该让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成年人，都注册这个系统并填报。这是一套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信息基础设施，可以成为一个国家财政和居民直接沟通的体系，可对低收入阶层进行暂时性补助，以应对疫情冲击。 

目前对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个人，有包括老人，小孩等7项抵扣。我们可以对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个人，根据5000元以上收入抵扣额度的10%发放补贴。1000元的抵扣额，发100元补贴，这个举措实施上是可行的。现在几乎人人都有防疫APP。填写个税APP本身，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填好以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就不发放补贴了。这样补贴也精准。如果有人没有劳动收入但其他收入和资产较高，发给他们可能是错发。即使这样，问题也不大，因为绝大部分是有效的。

发放现金对提升市场信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会直接提升我们的消费。研究表明，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至少70%的数额都会用来消费，这对我们短期的消费有明显刺激作用，也可以显著提振中长期的市场信心。

我还是坚持长期持有的观点，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收入差距的问题，不是指我们在一级市场上，在初次分配的时候，限制高收入阶层，而是要通过提振低收入阶层来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对劳动年龄段的家庭补助救助严重不足。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对老龄人口的保障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相当于人均GDP1.4万美元的国家水平，而中国对劳动年龄段人口的保障水平仅相当于人均GDP3000美元的国家，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最重要、最应该做的是加大对适龄劳动年龄段的家庭支持和补贴，因为这些群体最需要、最愿意花钱，同时也是最缺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把重心从对退休人群的帮助和关注，逐渐地转向对劳动年龄段的家庭帮助和支持。澎湃新闻： 这笔支出应该由中央财政来统筹？

甘犁：应该由中央财政来支出。现在地方财政很困难，中央财政目前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财政收入在下降。但是中央财政有足够的能力去预支未来。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府都在借钱。我们的中央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是很低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市场也有信心，中国还会长久地发展，在这个时期，借一点钱来做这种事情是应该的。这个时候借钱实际上也是表明中央政府对未来的一个信心。

中央财政现在拿钱出来，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仍然有几千亿、几万亿去修一些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资金很多是借的。政府既然愿意借钱去修一些基础设施，何不改变思路借钱来刺激消费。从投入产出来说，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是不如给低收入老百姓发钱。所以，政府是有手段有方案的，只是需要下定决心来做。

澎湃新闻：但目前阶段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怎么办？

甘犁：地方财政有一个特点，在经济好的时候困难，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也困难。因为地方财政有无限的花钱动机，永远都会觉得钱不够用，总是可以找到花钱的事来做。当然，现在比以前困难也是事实。

目前，地方的三保（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都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三保主要是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完成的。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全国60%的县区政府，他们的三保支出是靠中央的转移支付的，或者说最基本的支出都要靠转移支付。 

澎湃新闻：地方的三保困难根源在哪？

甘犁：还是地方的财政收入不够。有一部分区县一直很困难，另外一部分以前有一些土地财政的补充可能好一点，今年以来的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很快。

澎湃新闻：但是土地出让金属于专项收入，是否存在一个专款专用的问题？

甘犁：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关支出中确实一多半资金是用于土储（及收揽土地、土地平整、前期开发等）和拆迁的征地补偿款。有一个大致的比例，主要用于土地直接相关的支出，在全国范围的比例可以达到70%。剩下30%的资金是可以用作其他支出的。现在逐渐也有些规定，比如说土地财政净收益中要有一半用来作为乡村振兴等政策。

总体来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有自主使用权的。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方，财政收入越低，可能土地财政所占比例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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